內容提要：在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第一次提出了培養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目標，這是對我國宗教工作隊伍建設時代使命的最新論述，為加強新時代我國宗教工作做出了戰略性部署。本文對培養我國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時代背景、歷史發展和當前任務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新時代宗教工作；宗教工作“三支隊伍”
習近平同志在2021年12月3日至4日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第一次以總書記身份強調指出了培養宗教工作“三支隊伍”即黨政干部隊伍、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和宗教學研究隊伍的目標和任務，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宗教工作領域政界、宗教界、學界攜手共進、相互配合的體制性特點的總結和肯定。在當前世界遭遇“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地緣政治格局波譎云詭、美西方在宗教領域對華不斷抹黑施壓的時代背景下，在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和習總書記講話精神的指引下，加強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建設對我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戰略均具有重要意義。
一、培養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時代背景
自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召開以來，我國的國內外形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國際上，美西方竭力把宗教打造成為地緣政治的工具，其所推動的所謂國際宗教自由運動出現了以下新的趨勢。
首先，由美國政府發起和領導的所謂宗教自由國際體系已初步成形。該體系以“國際宗教自由聯盟”軸心，以《“國際宗教自由聯盟”原則宣言》《波托馬克宣言》《波托馬克計劃》《不可剝奪權利委員會報告》等為基本原則和行動指南，以“推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地區性宗教自由圓桌會議”等為年度會議和地區性分會，以“國際宗教自由基金”和“國際宗教自由大使”為融資平臺和聯絡機制，并且與2021年12月美國拼湊的所謂“全球民主峰會”互相呼應，構成多維立體的“價值觀同盟”。在這一“價值觀同盟”中，美國政府的全面操控是該同盟得以維系的關鍵。
其次，利用宗教對華施壓已上升為美國國策，在對華宗教問題上，美國已形成朝野、兩黨、府會的合謀，對華宗教強硬儼然成為華盛頓的“最大共識”，并交替使用大量行政手段和眾多國會立法來使其利用宗教對華實施長臂管轄和遠程打壓具體化、長期化和武器化。美國兩屆政府罔顧事實將我國治理新疆政策定性為“種族滅絕”，以及不久前美國總統正式簽署《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案》，就是美國在對華關系領域將“主權問題人權化、人權問題宗教化、宗教問題安全化”等做法的最新例證。對美國而言，中國已成為集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宗教威脅于一身的“最大戰略威脅”。
第三，美西方日益協調立場，依據各自版本的《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在宗教人權領域對我實施“圍堵群毆”和“精準打擊”戰略，并且得到西方宗教人權團體的全面策應，如2021年7月在美國舉辦的“全球宗教自由峰會”，就是由美國宗教人權團體策劃組織、政要積極參與的所謂民間版的“推進宗教自由部長級會議”。其中有的團體還炮制《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申請指南—公民組織如何向他國申請制裁施害者》等手冊，以鼓勵揭發告密等無底線方式來配合美西方政府的宗教人權戰略。
第四，所謂宗教人權建制對美國對華宗教戰略具有重要作用。該建制由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官方人權機構，宗教類倡議組織、智庫、基金會、游說團體、利益集團、媒體和其他非政府組織，人權類教會組織等以及政客、說客、活動分子和其他人士所組成，堪稱美國宗教人權領域的“深層政府”。這些組織和個人構成一張盤根錯節的跨黨派、跨宗教、跨國家的關系網，具有極高的持續性，不受政府更替的影響，在美國政府的對外決策中舉足輕重。其中宗教類智庫、基金會和人權團體不僅是美式宗教自由理論的設計者和倡導者，而且是美國對華宗教戰略臺前幕后的推動者和實施者。
習近平總書記曾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來形容當前國際格局和地緣政治的挑戰，并且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來倡導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作為我國對時代變局的正面回應。在某種程度上，培養宗教工作領域“三支隊伍”也是我國應對當前紛繁復雜的時代背景、國際宗教格局尤其是美西方對華宗教攻勢的重要戰略部署。
二、培養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歷史發展
我國宗教領域“三支隊伍”的說法由來已久，但有不同的內涵。宗教事務管理部門通常所指的是宗教工作培訓領域的“三支隊伍”，即各級黨政領導干部隊伍、宗教工作干部隊伍，宗教教職人員隊伍。改革開放以來，宗教學界也經常提到“三支隊伍”，但主要指政界、宗教界和學術界在宗教學研究領域的交流和交集。
在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培養一支精通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熟悉宗教工作、善于做信教群眾工作的黨政干部隊伍，讓他們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宗教觀、黨的宗教工作理論和方針政策、宗教知識，不斷提升導的能力。要培養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要培養一支思想政治堅定、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學風優良、善于創新的宗教學研究隊伍?！绷暱倳浀闹v話，既指明了我國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不同分工，又突出了我國宗教工作各方面的整體協同；既為宗教工作制定了人才培養方案，又為宗教學研究指明了學科建設目標，為加強新時代我國宗教工作的政治思想和專業隊伍建設做出了新的部署。
我國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經歷了從無到有、由弱轉強的漫長過程。1949年前，我國宗教學研究還處于所謂神學或史學階段，并且基本上由宗教界統攬。1949年后，我國宗教的學術地緣發生大規模遷徙或外移，宗教研究被安全化和政策化，宗教批判取代了宗教研究。1950年代初開始形成、并在1958年底召開的第5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得到正式表述的宗教工作“五性論”（即中國宗教具有群眾性、長期性、國際性、復雜性、民族性特征），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普遍原理，而且揭示了中國宗教現實狀況的特殊性，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宗教問題的認知和理論水準。但從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期間，我國的宗教認知和政策受歷次政治運動影響并出現嚴重偏差，宗教團體和宗教生態均受到嚴重沖擊和破壞，宗教工作“三支隊伍”建設自然無從談起。
宗教領域的改革開放與我國的整體改革開放是同步的，事實上宗教領域還是我國受改革開放政策影響最大、獲紅利最多的領域之一。宗教和宗教團體曾是遭受“文革”荼毒的“重災區”，在改革開放后得到較快恢復和發展，近年來在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和法治化建設，對教義教規做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方面，進行了許多理論和實踐探索，并且加強了宗教院校建設和宗教學術研究，產生了一批學者型教會人才，并且在社會建設、社會服務和對外交流等領域取得顯著成績。宗教學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更是異軍突起，在近40年的時間里不僅拓展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天際線，初步建成宗教學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體系，實現了漢語宗教學研究重心對大陸地區的回歸，而且與政界和宗教界形成了良好互動，產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共同研究成果，并且在諸如宗教對外交流和國際宗教對話等領域聯合開展了一系列大型活動。
宗教工作的迅速撥亂反正離不開頂層設計和政策引領。重視宗教工作，善于做宗教工作，是中國共產黨“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宗教“五性論”重新成為中國共產黨處理宗教問題和制定宗教政策的理論基礎。1982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即中發1982年19號文件。該文件徹底否定了“文革”時期在宗教領域的錯誤路線，在總結黨在宗教問題上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全面闡述了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上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為我國在宗教工作領域的改革開放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進入21世紀后，中國共產黨結合新的國內外形勢，對我國宗教工作作了新的理論概括，強調立足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充分認識宗教的長期性和全局性，以及在復雜的國內外形勢下宗教問題所具有的特殊復雜性，加強中國共產黨對宗教工作的主導權和處理宗教問題的能力，肯定宗教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以及信教群眾是黨的執政基礎，把做好信教群眾工作視為宗教工作的根本任務，以及不斷推進宗教工作法治化和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宗教和宗教團體在我國社會經濟建設和國家戰略中的積極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和正面闡述。
習近平總書記在近年來的一系列講話中，多次強調了培養宗教工作隊伍的重要性。在2016年4月22日至23日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指出，宗教工作是具有全局性的工作，而要推進這項工作，各級黨委“要加強對黨關于宗教問題的理論和方針政策的學習，加強對宗教基本知識的學習，把黨關于宗教問題的理論和方針政策納入干部教育培訓計劃，使各級干部盡可能多地掌握”。習總書記在會上還把宗教人才培養作為做好新形勢下宗教工作的一個關鍵問題。他強調說：“宗教團體是黨和政府團結、聯系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橋梁和紐帶”，要“努力建設政治上可靠、作風上民主、工作上高效的高素質領導班子。要堅持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標準，支持宗教界人士搞好人才隊伍”。在同年5月17日召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總書記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把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提升到了體現國家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高度，并且指出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學、人口學、宗教學、心理學等，都是“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事實上作為具有跨學科性或泛專業性的宗教學與習總書記提到的幾乎每個“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都有很強的關聯性，這便凸顯了宗教學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地位，使我國廣大宗教學者備受鼓舞。
作為“做好新時代宗教工作的總綱領”，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是黨的宗教工作實踐的最新總結，是馬克思主義宗教觀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最新發展”。而習總書記在會上關于“三支隊伍”的提法則是對我國宗教工作隊伍的建設目標和時代使命的最新論述，也是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在宗教工作和宗教人才隊伍建設領域的具體體現。
三、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當前使命
習總書記在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所規劃的我國宗教工作“三支隊伍”，不僅需要政界、宗教界和學術界分別處理好各自領域的具體事務，而且需要著眼于共同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時代使命?；趯ξ覈鳛樾屡d大國當前使命的整體性認識，培養“三支隊伍”是我國在宗教領域對時代變局的積極回應。
（一）培養宗教工作“三支隊伍”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大國在其崛起的過程中，不僅需要理順國內宗教關系和建立良性互動的政教格局，而且需要具有駕馭世界性宗教事務和妥善處理涉及宗教的全球治理問題的能力。宗教是我國國家和社會安全的重要領域，“宗教安全”指的是我國國家內部信仰主體和格局有利維持國家的安定團結，外部宗教勢力對我國國家主權、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社會現狀等核心利益不構成嚴重威脅。在對外關系領域，我國的政體和主流意識形態決定了宗教和宗教團體在我國對外政策的形成和實施中，不具有顯性作用，但在我國與一些具有宗教性的國家和地區的交往尤其在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過程中，宗教往往是增進關系和爭取民意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我國處理涉及宗教的全球治理問題上尤其是在反對“三股勢力”的斗爭中，宗教是無法回避的因素；而我們要對外部世界講好中國的故事，就不能不講好中國宗教的故事。因此，是否具備處理好具有全局性的國內外重大宗教問題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2006年7月，胡錦濤總書記在第20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指出，處理好我國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中涉及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等五方面的關系，“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事關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事關黨和國家的興旺發達和長治久安”。在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宗教問題始終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必須處理好的重大問題，宗教工作在我們黨和國家工作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關系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關系社會和諧、民族團結，關系國家安全和祖國統一?！庇纱丝梢?，培養“三支隊伍”是提升我國在處理重大宗教問題上的治國理政能力、凝聚我國現有宗教工作人才隊伍、提高我國總體國家安全觀視域下的宗教安全水準，以及開創我國宗教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舉措。
（二）培養宗教工作“三支隊伍”體現我國體制優勢
宗教學濫觴于西方，長期以來西方在宗教學領域一直處于主導地位。其中美國宗教學研究更是首屈一指，美國對外政策也擁有龐大宗教勢力的背書以及無數智庫的進言獻策，但這卻未能有效提高美國政府在對外宗教事務上的執政能力，甚至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無論是冷戰時期的越南戰爭，后冷戰時期的兩伊戰爭和“阿拉伯之春”，還是2021年美國在阿富汗的全面潰敗，美國政府在涉及國際宗教的問題上均出現重大失誤。事實上這種制度和結構性缺陷在美國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失策、失措、失能和失敗中也暴露無遺，盡管美國擁有世界頂尖的科技和醫療水準。由此可見，與其他領域一樣，決定宗教領域治國理政能力的要素不僅是學術、資源和國情性的，而且還是政策和體制性的。
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宗教治理實踐中，尤其自改革開放以來，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不僅實現了宗教工作的創新推進，而且貢獻了宗教學理論研究的許多真知灼見。僅以宗教與國際關系研究為例，早在1963年毛澤東主席就已經批示要加強對“至今影響廣大人口”的世界宗教的研究，強調“不批判神學就不能寫好哲學史，也不能寫好文學史或世界史”，并且做出了成立世界宗教研究和國際政治研究兩類科研教學機構的重要決策，在國際上率先指出了宗教學與國際關系學兩大學科互動融合的發展方向。E江澤民總書記在2001年12月召開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指出，“要了解當今世界必須了解宗教，對宗教問題在當今世界政治社會生活中的影響，絕不可低估”，而且宗教問題“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總是與政治、經濟、文化、民族等方面歷史和現實的矛盾相交錯”，并且“常常與現實的國際斗爭和沖突相交織”。這一關于宗教在當代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和屬性的深刻認識也早于西方學界。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就對當時國際形勢作出了“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的總體判斷。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發表了“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的精辟論述，并且深刻闡述了統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的全面系統的國家安全思想。宗教作為具有廣泛群眾基礎和國際影響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與包括政治、國土、文化、社會、信息等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安全問題都息息相關。因此，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對于我國如何看待、研究和處理國內外宗教問題，極具指導意義。
發展符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堅持黨對宗教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我國在宗教工作領域的基本遵循，也是“三支隊伍”發揮積極和正面作用、在宗教工作根本性問題上不犯顛覆性錯誤的基本保障。我國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目標一致、行動協調、誤判率低、默契度高、執行力強，能辦大事，與經常在宗教問題上陷于內哄、內斗、內亂和內戰的某些國家和地區形成對照。
（三）培養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當前任務
宗教工作兼具理論、政策、行政、學術和實踐性，與聚焦學理的宗教學研究有很大不同，宗教工作“三支隊伍”也是結合理論與政策、兼顧學術與實務的隊伍。當前，我國宗教工作“三支隊伍”擔負著如下任務：一是全面貫徹落實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以“九個必須”作為宗教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二是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和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指引下，努力探索當代宗教學的重大理論和前沿問題，進一步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著力解決當前宗教工作領域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防范化解宗教領域的重大風險隱患；三是對標習總書記對培養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目標的論述，加快推進自身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坝矊嵙?，軟實力，歸根到底要靠人才實力”，全面推進我國宗教工作的關鍵在于抓好“三支隊伍”、尤其是具有高度政治覺悟、政治智慧、世界眼光、戰略思維、駕馭全局能力的宗教工作戰略性人才的培養和儲備。
宗教工作“三支隊伍”既是復數又是單數。復數指“三支隊伍”各有分工，各司其職，取長補短，相輔相成，如在制定宗教政策、依法管理宗教和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方面以黨政干部隊伍為主；在宗教內部事務管理、從嚴治教、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以及聯系廣大信教群眾方面以宗教界代表人士隊伍為主；在宗教學研究、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學科建設方面以宗教學研究隊伍為主。單數指在黨的全面領導下，在宗教工作的眾多領域，“三支隊伍”中的任何一支隊伍都不是在獨當一面，而是統一部署，密切配合，既各抒己見，又凝聚共識；既不越俎代庖，又非各自為政；發揮協同優勢，放大合力效應。目前，宗教工作“三支隊伍”的體制性優勢已經在宗教政策、依法治教、學術研究、社會服務、文明對話、對外交流等領域得到有力呈現。如前所述，宗教工作“三支隊伍”在致力于宗教治理和宗教研究的同時，也作為整體服務于我國治國理政的大局。
“烈焰燒金真偽判，疾風吹草勁柔分?！痹?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和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的指引下，我國政界、宗教界和學術界有能力擔負起時代重任，攜手打造出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適應和匹配的宗教工作“三支隊伍”，把宗教工作領域的體制性優勢更多地轉化為實踐性成果。
（作者：徐以驊，復旦大學宗教與中國國家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主任、統戰基礎理論上海研究基地專家組成員。）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1期）
（編輯：許津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