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的召開，帶來了我國宗教工作及宗教學研究的新精神、新指引。本文以這一發展為契機來分析研究當前宗教存在的結構變化、互聯網時代宗教發展的特點、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舉措、以及中國特色宗教學“三大體系”的創建，展開相關討論。

關鍵詞：宗教社會結構；互聯網宗教；中國化；宗教學“三大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是我國新時代宗教工作及宗教學發展的指路明燈。習近平總書記在會議講話中指出，“要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宗教工作理論，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自進入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新時代以來，宗教的社會處境出現了一些結構性變化，我國宗教工作亦有針對性地全面展開，而中國特色的宗教學發展意向也在這一階段逐漸顯現，這一領域的專家學者非常積極地進行了積累資料、打牢基礎、創新觀念等實質性準備工作。在此，筆者就當前宗教存在的結構變化、互聯網時代宗教發展的特點、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舉措落實、創建馬克思主義指導的中國特色宗教學“三大體系”，談談自己學習這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精神的相關體會。

一、關注當前宗教存在的結構變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宗教工作，提出一系列關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舉措，回答了新時代怎樣認識宗教、怎樣處理宗教問題、怎樣做好黨的宗教工作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當今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宗教也出現了新的變遷。恩格斯說：“一當我們從事物的運動、變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時，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币虼?，對宗教的存在與發展必須保持一種動態的認知。

首先，國際形勢出現了巨大變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臺上非?；钴S的重要參與者，國際局勢及其宗教的變遷勢必會影響到中國宗教現狀。目前因為西方霸權意識的復蘇及擔心中國的強勢發展，一變以往與中國友好和談的姿態而重返與華對抗的意向，而對其他國家、地區、民族等也采取了選邊拉派的做法，搞地方保護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排他主義等，挑起了“文明沖突”并導致了局部地區的社會動蕩。于此，民族宗教問題首當其沖，以往曾比較活躍的“宗教對話”幾乎不復存在，重新陷入其矛盾、沖突及對抗之中。而宗教問題亦成為西方攻擊我們的所謂話題或“口實”，是其挑起沖突的一大借口。中國當代存在的主要宗教多為世界性宗教，在這種形勢下想保持其世界宗教的所謂“普世性”、一致性，顯然是不現實、也不可能的。為此，中國宗教必須彰顯其鮮明的國家意識、民族個性。這就是我國宗教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的直接原因和現實需求。

其次，中國社會結構在過去四十多年來發生了巨大變化，一些舊的階層或是消失或是削弱，一些新的階層則脫穎而出甚至獨占鰲頭，形成重大社會影響。這種階層的分化、重組、此消彼長乃中國社會發展及其生機活潑的生動寫照，不可否認或回避。面對復雜多樣、層出不窮、有著涌現或消失之變動的社會階層，至少在社會學意義上讓人不得不思考過去所忌諱的社會階級存在問題。而今日中國宗教的實存則與這些不同的階層有著密切而復雜的關聯。對此，我們仍缺少嚴謹、科學、現實的社會調查及分析。而中國宗教與中國當今社會究竟是什么關系，也有待加以科學而正確的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宗教批判基于其時代的社會政治批判，當今天中國如果有人強調宗教批判時能否無視其社會政治批判的關聯，其實也是如何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方法的態度問題。所以，對宗教處境化的審視乃至關重要。

此外，今天中國社會宗教的走向也出現了明顯變化。除了上述宗教在社會階層分布上的變化之外，還有其地域發展上的變化，如從農村走向城市、從社會基層走向社會中層（所謂“中產階級”）、從缺乏文化知識群體走向高級知識群體、從老人婦弱群體走向中青年群體、從社會失意者走向事業成功者、從個人認信走向某些私營的企業文化、從民間信仰走向世界宗教、從封閉存在走向跨域（甚至跨境）流動、從建制性宗教走向聯誼性或彌散性宗教等。而實證性宗教調研也會發現當前“北方”與“南方”、“地上”與“地下”的宗教存在乃多種多樣、錯綜復雜，不可簡單對待、僵化處理。

所以，如何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如何認識并對待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存在的問題，已經成為我們宗教研究的焦點、熱點及亮點問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在此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觀大局謀大勢、指方向明方略”，做出了對我們上述問題的及時指導。由此而論，關注并認清當前我國宗教存在的結構變化，是我們做好宗教工作及展開宗教研究的關鍵所在。

二、把握互聯網時代宗教發展的特點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要加強互聯網宗教事務管理”?；ヂ摼W是當今世界的全新發展，已成為大眾傳播媒介最引人注目的方式。也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化”信息時代的重要標志?；ヂ摼W的問世使一個與現實世界平行且交織的虛擬世界與人類相隨。宗教曾被視為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虛擬”的彼岸或超越意義上的世界，當人們還沒有從這個“虛擬”世界究竟是虛是實的糾結中走出來時，互聯網這一看似“虛擬”卻給人帶來不“虛”的現實又使人有了新的驚訝或震驚。而且這兩個似虛而非虛的世界還走到了一塊，發生了疊合。這就是宗教存在及傳播與互聯網及其功能的關系問題，使宗教與大眾傳媒有了深化發展。那么，互聯網與宗教究竟是什么關系，宗教傳播如何會與互聯網世界發生關系，這已是我們必須關注并應及時回答的問題。

在互聯網的時代，其實宗教與互聯網都是“虛實合一”，這給我們的宗教工作及研究也都帶來了新的挑戰?，F代社會人們在談論各種“陷阱”，而現在又增加了“網絡陷阱”，使人們對網絡既向往又害怕、既興奮又恐慌。網絡世界的“異化”引發了網絡時代的信仰，而“網絡宗教”也是啟軍突起，發展迅猛。在網絡化時代，人們的宗教信仰出現了私人化、直接化、自由化、面具化、非建構化、非權威化和不易掌控化等變化。網絡之“在線”或“線上”活動已經影響到傳統宗教的思維觀念及傳播實踐，也使之帶來理論及實踐上的重大改變。在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個虛擬基督教教會網站問世，屬于最早的網絡宗教現象。此后“互聯網第一教會”在1992年創立，進而又出現“賽博教會”（Cyber-church，即“電子虛擬教會”）、“電子福音傳道”（E-vangelism）和“基督教在線社區”（Christian online communities）等全新發展，從而開始了互聯網宗教發展的時代。宗教的網絡化讓人們意識到“訴諸于網絡的宗教信仰成為現實需要”，目前世界上宗教活動包括宗教講經及宗教傳播等都在互聯網上占有很大比重，境外宗教滲透也在更多地采用這種形式。這種新的傳播方式不僅在形式內容上帶來了宗教存在及發展上的變化，而且也在宗教觀念、宗教信仰上形成了與以往全然不同的網絡宗教理論及網絡信仰范式。因此，對網絡時代宗教的發展及嬗變，我們應該高度重視，并找出加強互聯網宗教事務管理科學且可行的策略及辦法。

三、有效落實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舉措

習近平總書記在這次會議上重申，必須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并要求在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上應該逐步深入。這一方面強調了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是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有機關聯的，另一方面則指出我國宗教中國化這一任務理論性強、實踐性突出，需要長期堅持、久久為功。而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過程也是中國社會應該實現與宗教和諧相處的過程，因此，如果沒有對宗教的積極引導、沒有與宗教的和諧，則不可能完成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的任務。

我國宗教中國化的發展可以分為政治、社會、文化這三大層面。其直接需要及時體現的當然是政治層面的宗教中國化，因為這是一種宗教的政治站位及政治表態，非常重要。在現實社會中，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脫離政治、遠離政治，而是與政治有著復雜且直接的關聯。故此，政治層面的宗教中國化舉措應該及時，尤其在針對境外敵對勢力的挑釁及挑戰時更應該加強。所以，我國宗教在政治上的中國化必須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堅決做好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站位。其穩步發展的應是社會層面的宗教中國化，這就需要宗教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積極適應，成為我國社會建構的有機構成，是我們社會機體不可分割的部分；而我國社會各界則理應歡迎、支持宗教的中國化意向、態度和行動，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雙向互動、積極契合。而在文化層面的宗教中國化則需要持之以恒、潛移默化的發展，需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魄，需要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境界，不可一蹴而就，應有足夠的耐心和毅力。宗教在文化精神上的中國化即應該真正融入中國文化、參與體現中華精神。

深入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就不能把宗教視為我國的“異己”力量或我們社會的“對立”存在，也不能靠簡單的行政命令來強迫實施。習近平總書記對此乃有著積極意向上的說明，所強調的是正面關聯，即“要深入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引導和支持我國宗教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增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這里絕沒有價值觀上的對立，也沒有與當今中國社會制度、執政黨、以及民族文化傳統的任何不協調，而是特別突出了我國宗教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完全認同。既然這種關系乃是“引領”和“認同”之積極呼應，那么就根本不應該對宗教持敵視、否定、排拒和打壓的態度。而正確的態度則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要在宗教界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有針對性地加強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教育，引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文化?！边@些都是正能量的積極舉措，也才是我們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的正確之途。

四、努力創建中國特色宗教學“三大體系”

早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5·17”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就已指出：“要加快完善對哲學社會科學具有支撐作用的學科，如哲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民族學、新聞學、人口學、宗教學、心理學等，打造具有中國特色和普遍意義的學科體系?！倍覀冎嫿ǖ闹袊厣恼軐W社會科學，則要“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在這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則進而指出，“要培養一支思想政治堅定、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學風優良、善于創新的宗教學研究隊伍，加強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學科建設”；這就要求我們學術界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學科建設，建立起善于創新的宗教學研究隊伍，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學科建設、并以此為基礎及指導來創立當代中國特色宗教學的學科、學術和話語這“三大體系”做出我們的積極貢獻。

首先，我們必須系統、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馬克思主義的宗教理論是我們研究宗教、構建宗教學學科的指導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研究必須回到原典、做到言之有據，因此就應該系統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認真分析、說明、闡釋其核心立場和基本觀點。沒有系統、全面、扎實、認真的閱讀，就缺失掌握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基本思想精神的文獻資料基礎。那種想當然的斷章取義、自我理解的任意發揮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好的學風。所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決不能有“飄”“浮”之態，其學風建設極為重要。在掌握原典資料的基礎上，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理解則不能形而上學、僵化封閉。這里，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立場、觀點及方法的科學運用乃至關重要。我們必須看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宗教之論及其宗教批判的時空背景和邏輯關聯，不可完全脫離這種時空背景而妄論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理解。于此，要堅決反對剝離時空背景、社會處境和原典內容之邏輯因果關系來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一些定論或評價，這種“貌似”的所謂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我們談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經得起原典邏輯、社會關聯的推敲，這樣才能言之有理、言而有信。而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運用則應該注意到今天中國的國情和當代世界的發展，既“不忘初心”、又“與時俱進”。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不能加以不顧時空發展變化的機械運用，而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科學、辯證地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講好中國的發展故事。

隨之，我們則應該加強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學科建設，這就是要構建好經典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學科、學術及話語體系。這里，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研究理解則應該進入到其學科體系、學科結構的層面。于是，就應該突出馬克思主義的“宗教學”，即以“學”為主，基于“學科”來構設、彰顯其相關體系，即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等。其實，“馬克思主義宗教學早已隨著歷史唯物主義的創立而誕生”，由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主要任務在社會政治經濟領域，我們過去的忽略就是長期以來“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宗教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對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揭示其思想體系的內在邏輯和理論構成，突出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誕生的科學價值和理論意義”。這一缺陷在今天應該得以填補，也是我們學科建設的當務之急。不過，我們今天所建設的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屬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自己的“原創”，故并不需要我們遲之百余年之后來“替”這些經典作家們來“創立”馬克思主義宗教學。我們建設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任務主要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原典資料、理論觀點來將之加以“體系化”、系統化的彰顯和還原，說清楚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有哪些內容、是什么結構。我們的努力是在其梳理、分類、歸納、總結之建設或建構，是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全貌和真諦。

最后，我們要“建立”的則應該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即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具有中國問題意識、體現中國精神特色的當代中國宗教學。這就是說，我們應該繼承并發展經典馬克思主義宗教學，在中國社會處境和新時代世界發展中來“接著說”。這里顯然就有著繼承與發揚的辯證關系，是由“跟著說”而到“接著說”的創新?！爸袊厣蹦嘶趯浀漶R克思主義宗教學的繼承和拓展，是將這一經典學科發揚光大，結合中國國情、中國社會處境及其國際氛圍來使之具有“中國化”的創新發展。如果沒有經典馬克思主義宗教學的“原創”及“原端”，則談不上結合“中國”特色的傳承、延續、弘揚和創新。這一承前啟后的辯證關系、以及我們當前建立中國特色宗教學體系的任務，一定要講清楚、弄明白。在此基礎上，我們則需要認真思考、科學謀劃中國特色宗教學的學科體系包括哪些分支學科、有哪些基本構建，其學術體系有哪些傳承、體現出什么學風，以及其話語體系可以展示哪些比較典型的“中國話語”，說明中國問題，講好中國故事，從而在國際宗教學舞臺上形成并凸顯我們與眾不同的中國宗教學體系。對此，我們任重道遠，我們義不容辭。

作者：卓新平，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宗教學會名譽會長。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研究專項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宗教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批準號 19VXK05）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1期

（編輯：許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