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前輩學者的研究心得，不但可使我們充分認識到，儒家思想文化與齊魯大地、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關系，且能啟發我們進一步探討，儒家思想文化與中華文明價值觀乃至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三、儒學思想文化與中華文明價值觀、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主要是什么？這可謂中國學術界近些年來的一個研討熱點。這里列舉兩位資深專家的新近研究觀點。

陳來教授據其深厚的儒學研究功力，將“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凝練為如下四個顯著特點：（1）責任先于自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很強調個人對他人、社群、自然所負有的責任。春秋戰國時代，古代儒家的德行論已形成體系，其中“忠、信、仁、義、孝、惠、讓、敬”都是個人與他人、社會直接關聯的德行，其價值取向就是要人承擔對他人、社會的責任。這種責任之心是儒家文化養成的人的普遍價值心理。（2）義務先于權利。西方社會近代以來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但在中國的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中，則強調義務的優先性。因此，中國人的倫理尤為注重義務感。這種義務感是開放的，從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區，再到郡縣、國家、天下、宇宙，這種義務取向的德行不是聲張個人的權利，而是努力履行自己肩負的責任，實現對他人的義務。（3）社群高于個人。中國文化自西周后期興起人本主義思潮，春秋時期已提出“以人為本”觀念。近代西方也倡導以人為本，但主要強調“以個人為本”，中國文化則更強調“以群體為本”。（4）和諧高于沖突。人類文化史充滿了沖突、斗爭，東西方皆如此。但比起西方文化，中國文化更強調人間和諧、以和為貴，中華文明所追求的是“多樣性的和諧”，如人與人、人與社會、族群與族群、人與天地的和諧等。（詳見陳來著《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

兼治中國哲學史與中國宗教史的牟鐘鑒先生，提出“中華文明核心價值六字論”，即把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歸結為“仁、恕、通、和、剛、毅”六個字。按他的解釋，中華文明首先推崇仁愛，把愛人作為最高信仰?？鬃又v“泛愛眾而親仁”，孟子講“仁者愛人”，韓愈總括“博愛之謂仁”。尊重生命，關愛他人，是中華共同體存在的根本價值依據。中華“仁者愛人之道”的最大特色在于，落實為“忠恕之道”，由此而植入平等互尊的要素，超越了等級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性，為人類多元文化和諧共生提供了合理途徑?？鬃又v“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用“恕道”來保證仁愛的實現。仁愛情懷的進一步落實便是“通和之道”。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體，文化模式為多元通和。究其緣由，一方面有“以儒為主、佛道相輔”的文化內核；另一方面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補，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以和諧為主旋律，雖有沖突但無宗教戰爭，矛盾易于化解，文化共同體在不斷豐富與更新中發展。中華文明精神，可用《易傳》三句話表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剛健中正。因而，中華民族培育了一代代仁人志士，有操守有擔當，在民族艱難危急時刻挺身而出，開辟出民族復興之新路?？鬃诱f“剛毅木訥近仁”、“質直而好義”；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中庸》以“仁、智、勇”為“三達德”；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富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這些話所表達的品格正是“剛健中正”：不屈從亦不欺人，有毅勇而無偏邪。今日中華民族在和平崛起過程中，對外實行睦鄰安邦、協和萬邦的方針，對內實行民族平等、使百姓生活得富裕而有方略，正是中華文明核心價值的當代體現。

那么，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何在呢？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歷史學家、哲學家龐樸就對這一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反思。他首先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是什么？這是個大問題。中國學界關于這個大問題的認識過程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近代以前的傳統看法，“五四”時期的不同看法，改革開放后的重新理解。通過分析與綜合諸種代表性觀點的合理成分，龐先生把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歸結為“人文主義”。他論證道：西方也有人文主義，但西方人文主義是在17世紀以后才高漲起來的；而中國文化從孔子開始，或更早一些，從春秋時期就非常重視“人的問題”了?？鬃铀枷肜锏囊粋€特別重要的概念，就是“仁、義、禮、智、信”中的那個“仁”字，就是以人為本位，以人作為自己學說的目的，是尊重人的一種學說。由此論證來看，龐先生所強調的“人文主義”意指“以人為本”，這種理解較之以往其他說法至少有如下兩點學術可取性：一是，它比其他說法在義理上更講究根源性，即它所理解的“人文主義”或“以人為本”，是立論于儒學創始人孔子的基本范疇或核心思想——“仁學”的；二是，這種說法在義理上更具有邏輯性，即能作為“義理張本”來推衍出其他主要說法，像“禮”“中或中庸”“剛健有為”“崇德利用”“以和為貴”“天人合一”等，無疑均是以“以人為本”或“人文主義”為義理根據或思想核心的。

查閱近些年出版的相關論著，最注重闡發“中國文化與人文精神”二者關系的前輩學者，可以首推樓宇烈。他在前些年闡發“中國文化的品格”時，首先提及的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近幾年論說“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時，更是強調“以人為本乃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樓先生相繼指出：與西方文化相比，“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特征。中國文化中沒有一個外在的神或造物主，中國家庭、社會秩序的維護都是靠道德的自覺自律。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人的主體性、獨立性、能動性?！耙匀藶楸镜闹袊幕笔侵腥A民族對人類的一項重要貢獻。在很多人的觀念中，人本主義是西方的舶來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來是中國文化的土特產。近代西方文化所倡導的人本主義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著密切的關聯。中國自西周以來就確立了“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而西方在公元一世紀以后確立的是以神為本的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之一。西方直至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才高舉起人本主義的旗幟，思想家們啟發人不要做神的奴隸，要做人自己。啟蒙運動的思想來源之一是古希臘羅馬文化，而更重要的來源是十六世紀以后通過西方傳教士從中國帶回去的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從某種程度上講，歐洲的人本主義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

上述這些新近研究成果，比較全面地揭示了儒學思想文化對中華文明價值觀的重要影響，且相當深刻地闡明了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所奠定的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讓我們接著這兩部分學術見地，進而探討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可為我們“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宗教中國化”的學理啟發。

四、儒家思想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宗教中國化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倡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時代內涵，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轉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齊魯大地所擁有的豐厚傳統文化資源，頗受習近平總書記的高度重視。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曲阜調研考察時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必備條件。對歷史文化、特別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范，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又做出重要批示，要用好齊魯文化資源豐富的優勢，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親臨全國“兩會”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要求山東傳承紅色基因，深入挖掘優秀傳統農耕文化所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范。關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式講話里指出：“研究孔子、研究儒學，是認識中國人的民族特性、認識當今中國人精神世界歷史來由的一個重要途徑”。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凝結著中華兒女的價值追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涉及三個基本層次——“國家、社會、公民”的價值取向，且用簡練的“三組概念”共“二十四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鮮明地回答了三個重大問題：我們要“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建設什么樣的社會”“培育什么樣的公民”。提煉前述關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將其精華成分注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相關內涵，筆者主要著眼于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三項基本要求——“政治上自覺認同、文化上自覺融合、社會上自覺適應”，嘗試論證如下義理淺見。

第一，“政治上自覺認同”關鍵在于，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所積淀的愛國主義精神，陶冶我國宗教的家國情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應有貢獻。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崇高美德，是我國各民族、各宗教實現大團結的政治基礎和道德基礎。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全面表述中，“愛國”引人注目地被列為國家公民價值取向之首位。就政治認同身份而言，我國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無疑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因而，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深厚積淀的家國情懷、擔當意識、報國精神，如孔子首倡“忠恕之道”，孟子強調“君子自任以天下為重”，漢代士大夫發愿“以天下為己任”，宋代范仲淹所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明代士大夫提倡“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明清之際顧炎武疾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清代林則徐立志“茍利國家生死以”等等，若能立足當代中國國情，注入新的時代內涵，顯然可為我國各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豐厚的思想資源與扎實的學理根據。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中華民族的百年夢想，是薪火相傳的歷史使命。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為掙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爭取獨立解放，走向繁榮強盛，進行了種種抗爭與探索，經歷了無數挫折與磨難，如鴉片戰爭、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等等。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艱辛努力，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進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新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由此來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各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要首先做到，把愛國與愛教有機統一起來，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和文化觀；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忠于國家、忠于人民；把各宗教的自身發展與國家的前途命運密切聯系起來，積極引導廣大信教群眾，大力弘揚愛國主義優良傳統，義不容辭地為偉大祖國的繁榮強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應有的貢獻。

第二，“文化上自覺融合”根本在于，認同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及其根本精神，涵養我國宗教的和諧精神，共同致力于積極健康的中國宗教關系。

世界文明史與比較文化史的晚近研究表明，“文化認同”是一個民族、國家和社會的“根本認同”或“最高認同”。從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來看，“一體”自始就是“主流與方向”，因為中華傳統文化氛圍下的“一體”是開放的、包容的，它所包含的“多元”乃是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要素和動力”。質言之，按照中華文化傳統的生存發展理念，“一體”兼容并包“多元”，“多元”和合融為“一體”，二者缺一不可，相互辯證統一。近些年來，通過整合我國學界的大量相關成果，筆者嘗試把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及其根本精神凝練為“二十言”：“以人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一哲理概括不僅能使我們“讀懂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史”，更深刻地詮釋中華文明演進發展的自身邏輯及其巨大凝聚力，且能為中華民族認同、中國社會認同找到“最大的公約數”，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劃出“最大的同心圓”。

從文化認同的視角來看，一部中國宗教史的大部分篇幅，何嘗不可以解釋為世界三大宗教逐漸順應、不斷融入中華文化主流傳統的過程。中國現有五大宗教里，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長的”，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起初皆是“域外傳入的”，但它們無不經歷了與作為中國主流文化傳統的儒家思想的相遇、碰撞與融合的復雜過程。例如，佛教傳入之初，就因“出家修行”而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發生尖銳矛盾，后經佛法教規與儒家義理的會通融合，才被國人逐漸理解接受，東晉高僧慧遠開示：僧眾出家乃是為了“大忠大孝”——救世濟民。明清之際，中國穆斯林有識之士發起“以儒詮經”，致力“伊儒會通”，以使伊斯蘭教扎根中華文化土壤，融入中國文化主流。明末清初，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等人采取迎合儒家的傳教策略，并為“西學東漸”做出諸多貢獻，但終因西方教會內部挑起的“中國禮儀之爭”而導致朝廷“百年禁教”。這些歷史經驗教訓，可令人從正反兩方面深思文化認同、文化融入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上述學理分析與歷史考察足以印證，認同中華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及其根本精神，可為構建積極健康的中國宗教關系夯實文化基礎、并提供思想資源。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一向倡導“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如《國語》里史伯曰：“以他平他謂之和”；《左傳》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論語》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弟子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曰：“和則一，一則多力”；《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蔽鳚h董仲舒曰：“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北宋程頤曰：“若至中和，則是達天理”；北宋司馬光又曰：“茍不能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清代戴震曰：“中和，道義由之出?！薄襁@些一以貫之的哲思至理，皆裨益于涵養我國宗教的和諧精神。在中華傳統文化氛圍下，構建積極健康的宗教關系，就是要以和諧精神與包容氣度，妥善處理中國政教關系、諸宗教間關系、宗教與社會關系、信教群眾與不信教群眾關系等，要堅持政教分離原則，不干預政務、司法和教育；要開展宗教交流對話，營造多元共生的宗教格局，杜絕唯我獨尊、排斥他教等低劣傾向；要遵紀守法重德，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堅決抵制極端思潮、分裂勢力、滲透顛覆破壞活動等；要在信仰上相互尊重，政治上團結合作，經濟建設與文化發展上齊心協力，把我國各宗教的智慧與力量匯聚起來，為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偉大祖國的繁榮富強“增助力、添動力、匯合力”。

第三，“社會上自覺適應”主要在于，扎根中華傳統文化所優長的道德倫理傳統，浸潤我國宗教的德治品格，更好地適應并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

現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之所以在于“以人為本”，就是因為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伊始就高度重視“人的問題”，尤其是規范人際關系的道德倫理思想。通過考釋《左傳》《大學》《國語》等典籍可以發現，早在春秋時代，孔子之前，“仁”在中國古代學問里已是“公認的道德原則”，而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最大貢獻即在于，將“仁”確立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通覽記載孔子言行的《論語》，提及“仁”字多達109處，其中105次談論“道德標準”?？鬃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克己復禮為仁”，“泛愛眾，而親仁”。此后一代代儒者便“接著孔子講”，如孟子講“仁者愛人”，董仲舒講“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韓愈講“博愛之謂人”，周敦頤講“德：愛曰仁，宜曰義”，張載講“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朱熹講“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

我國本土宗教文化素有濟世利人的優良傳統，且在中華文化主流思想的熏陶感染下，將行善積德、道德教化置于首要地位。例如，道教深受老子“尊道貴德、抱怨以德”思想影響，特別重視道德善行之于修道的關鍵作用，不僅認為“功德成神、積善成仙”，而且強調“齊同慈愛，異骨成親”。佛教大講慈悲，憐憫一切有情眾生，不但要自利利他，且要忍辱負重，以慈悲大愿化解仇恨，絕不贊成冤冤相報。南北朝時期“儒、道、釋”三教之爭，最后達成共識——“同歸于勸善”。所以，海內外研究者大多認為，“儒、道、釋”乃“教化之教”，即“三種道德教化之道”。就此而言，中國傳統宗教的本質特征可謂“道德宗教”，所謂“神道設教”的主要目的在于，淳厚社會道德風氣，裨益國家社會治理。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中華民族“尚德與德治”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發展?！皥猿治覈诮讨袊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之所以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浸潤”，并非將各宗教經典里的相關教義教規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華傳統文化典籍里的概念論述，加以“簡單化的比較或文字上的對照”，而是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傳達的當代中國精神為引領，會心體悟中華傳統文化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及其德治品格。道德倫理可視為各大宗教傳統最為凸顯、最有影響的社會功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之際，我國各宗教理應著力加強“道德型宗教思想體系”建設，使之既能飽含當代中國精神與中華傳統美德，又能在持守基本信仰、核心教義和禮儀制度的基礎上，對教義教規做出符合時代進步要求、更好地適應并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新理解、新詮釋。這可謂我們從義理上探討“宗教中國化”與“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又一大學術獲益。

作者：張志剛，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哲學系宗教學系博士生導師，外國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山東大學兼職講席教授，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基地研究員，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2期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宗教中國化的基礎理論建構”（18DA231）階段性成果。

（編輯：許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