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要]：中國伊斯蘭教西道堂的經濟實踐活動深受儒家思想影響，體現出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與互動，表現出獨具特色的少數民族經濟特征。深入考察西道堂的經濟發展思想及其經濟發展模式，可以使我們更好把握多元文化態勢下西北少數民族經濟發展的特點與意義。

[關鍵詞]：儒家思想；西道堂；經濟實踐

中國伊斯蘭教西道堂在其100年的發展歷程中，適應時代，重視文化，發展經濟，興辦教育，走出了一條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健康發展之路，獲得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贊譽，形成了西道堂文化研究熱點現象，也為當今世界的文明互鑒和對話交流提供了一個典型的范例。下面筆者以西道堂歷史上的經濟活動與發展為例，探討儒家思想與伊斯蘭教團體經濟實踐的互動關系。

一、歷史上西道堂的經濟結構及其實踐

中國伊斯蘭教西道堂創建于古洮州地區。古洮州隸屬于今天的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臨潭縣，其地理位置在青藏高原東北邊緣，東臨湟隴，西控番戎，南接生番，北達石嶺。自然災害頻繁、生存條件惡劣、經濟落后一直是困擾當地社會發展的最主要因素。西道堂在初創時期，其創始人馬啟西就非常重視經濟發展，在他的鼓勵和帶領下，大家共同集資，建立商業團隊并大力發展經濟。從西道堂創建至1944年期間，在西道堂堂內居住的集體戶有兩千多人，散居戶上萬余人，資金積累達百萬。后馬啟西先生罹難，繼任者馬明仁教長帶領西道堂教眾開展多種經營，農林牧副商學同時并舉，繼續大力推動經濟發展。同期，馬明仁也主持制定了西道堂組織章程，規定“所有屬于道堂經濟，均為公有，悉用于本道堂建設、教育及一切公共事業”，采用“統一經營、統一管理、統一分配”的方式進行道堂經濟建設的各項事務。以共同經濟生活為基礎，整合資源，建立起曾被譽為“新社會的模型”[1]的西道堂大家庭。西道堂經濟是以臨潭舊城“總堂”為中心，以卓洛、太平寨和長川為分堂發展起來的。臨潭屬古洮州，歷來重商善賈，是茶馬古道上商業往來的中心，其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為西道堂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西道堂的經濟發展以商業為最重。西道堂商業分為兩個大的類型：行商和坐商。其中行商是流動的商品牛馬隊，以深入藏區貿易為主；坐商則是在某地定點開設商號，經營各類商品貿易。馬明仁教長繼任后的十多年間，是西道堂歷史上經濟發展的高峰。據高占福先生在《馬明仁與西道堂的經濟發展》一文中的統計，這一時期西道堂所屬坐商商號共有15家，分別分布在臨潭舊城、新城、岷縣、太平寨、四川阿壩、松潘、甘孜、青海同德、玉樹、三哦羅和蘭州等地區，統一的商號有天興隆、天興永、天興泰、永興隆、天興亨、天興德、天興昌等，商號固定流動資金達二十余萬銀元。此外，西道堂還與外界合資開辦商號，如臨潭萬鎰恒、陜西恒順昌、山西永德全及北京公記號等。這一時期，西道堂的行商商隊也得到了較快速的發展，其活動范圍主要在甘肅、山西、陜西、青海、四川和西藏等地，并在北京、包頭、張家口、拉薩和成都等地都設有商棧和一些新的商業點。行商最盛時共有商隊二十多個，主要經營布匹、綢緞、銅器、糧食、茶、糖、羊毛、皮張、牲畜、藥材、土產、木材等多種商品?！吧虡I勢力，西至西藏，南至四川，北至青海北部，東至察哈爾等地，操這一帶的經濟大權”，[2]成為西北地區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大商團。商業經濟的發展和資金的積累不斷推動農業的擴展，也為其他各業的創辦拓寬了領域。商業發展后，西道堂大量購置田產，在馬明仁任教長的時代共建有13個農莊，耕地近萬畝，農業勞動人員幾千人。同時，商業與農業經濟的發展也促進了西道堂林業、牧業、副業等的多元發展。西道堂購置的林場有13處，如鹿兒溝林場、盤喬林場等，總面積約數萬公頃，并在省城蘭州開設了西北木材廠，經銷加工木材。另外，還興建了碌曲縣的拉仁關牧場、夏河縣的美武牧場、卓尼縣的什路牧場等，各類牲畜五千余頭（只）。這些林場和牧場為西道堂的商業運輸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也滿足了道堂教民的生產生活所需。[3]

西道堂經濟組織在教長的領導下，設有總經理，統攝負責，管理商業和各項生產事業，負責商號、商棧、商隊和農莊、牧場、林場的經營和生產。此外，還設有管理文化教育事業的負責人，后又設立文化事業董事會，主要管理學校教育，以經濟發展促進文化教育發展。西道堂經濟結構龐大，經營范圍廣，對經濟管理人才的要求非常高。西道堂的經濟人才選拔要求非常嚴格，不僅要信仰堅定、忠誠守信，而且要品德高尚、廉潔奉公。此外，管理人員還必須經受基層鍛煉，要有豐富的農牧業生產經驗，掌握經濟貿易知識和技巧。為了提高當地民眾的整體素質，推動社會發展，西道堂歷任教長都不遺余力地興辦學校，發展教育，選拔學生到外地接受高等教育，培養各行各業的高級人才。西道堂特別重視婦女教育，專門設立啟西女子小學招收回、漢、藏女生，高薪聘請外地漢族教師任教，以期帶動、提升家庭成員的整體文化素質。在這樣的教育文化氛圍中，西道堂商業從業人員絕大多數都具備較高的知識水平，具有較強的商業信息分析及處理能力，能夠更好地把握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形勢，使西道堂歷史上的經濟出現了以商業為中心，農、林、牧、副業全面發展的鼎盛時期。

二、儒家精神價值與西道堂經濟實踐

縱觀西道堂的全部歷史，我們看到它作為一個宗教教派和社會文化經濟團體，在宗教上體現的是伊斯蘭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交融與互動，在經濟上充分表現出了以商業為中心，以農業為基礎，林業、牧業、副業多種經營并舉、相互補充、協調發展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特點，其中深刻地融入了儒家思想的文化理念和精神價值。在西道堂經濟活動中，源于儒家思想的開放兼容的文化理念、勇于探索的變革思想、共生互利的和諧精神是其經濟實踐與發展的思想來源。

（一）開放兼容的文化理念

人類文明史的發展伴隨著多種文化的交融和變遷，族群間的交往促進了社會、文化和知識系統的變化與更新。伊斯蘭教自進入中國以來，其傳播與發展經歷了兩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階段：一是進入中國主體社會，積極學習中國主體文化，全面參與社會生活；一是借助族際交往與文化互動，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各穆斯林民族都表現出了非常良好的調適能力，靈活地適應著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文化而又保持著其固有的伊斯蘭信仰，較好地建立了與中國本土文化的互動關系。

西道堂創始人馬啟西先生追隨王岱輿、劉智等先賢的步伐，探索并實踐伊斯蘭教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道路。馬啟西先生出身于臨潭宗教世家，又師從漢族名儒范繩武先生學習，后設帳講學。他對孔孟儒學和佛道教思想都有深入研究，他熟練運用中國老百姓所熟悉的“仁義禮智信”、“孝悌智勇忠”等中國傳統觀念解釋、傳播伊斯蘭教教義教理，援儒入伊，化儒解伊，使儒學的精神價值和伊斯蘭教的核心內涵得以交匯融通。光緒三十三年，馬啟西先生正式創建西道堂，與當地回族及漢、藏、撒拉、保安等各族群眾共同實踐先賢之道。在創建西道堂的過程中，他堅守伊斯蘭信仰，以開放的文化理念和踐行精神將伊斯蘭文化融入中國西部多民族聚居區的社會生活中去。西道堂自創建伊始，就繼承并發揚著這種開放兼容的文化理念，保持著強烈而不偏執、深刻而不狹隘的宗教信仰與宗教感情，與其他民族親密地共處共榮。馬啟西先生信仰堅定，務實靈活，其開放的文化理念、兼容思想和通達心理成為西道堂傳承百年的精神。馬啟西先生不僅耗盡畢生心血去傳播和弘揚伊斯蘭教，推動貧窮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經濟發展，而且提倡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尊重和互幫互助，為促進多民族地區的交往與團結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西道堂大家庭的經濟實踐，在協調自我團隊關系及與漢族、藏族等其他民族的商業關系中表現出開放包容、積極進取的特點。西道堂的商業人員注重學習，具有深刻伊斯蘭文化背景的他們不僅倡導合乎伊斯蘭道德的經濟行為，而且遵循儒家“真善為本、義利并舉”的經濟倫理思想，以德行商，以利濟世。在西道堂的經濟實踐中，“以儒詮經”不再是一種談于紙上的文化理論，而是變成了一種具體可行的生活方式。除此之外，他們還積極學習其他民族的語言和文化，努力消除民族隔閡，成為加強民族交往的友誼橋梁。如在青海、西藏等地從事商業活動的西道堂人諳熟藏族文化與風俗，他們很多人除了能說一口流利的藏語，甚至可以熟練運用尼泊爾語、烏爾都語等進行商務洽談。西道堂的經濟實踐不僅僅是簡單的商業交往，同時也是一種更為開放的族際文化交流。正是基于這種開放性特質，西道堂可以敞開胸懷，歡迎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和商業團隊的訪問與考察，并積極接受來自外界經驗的指導和建議，使其自身獲得反思和發展提升的寶貴資源。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文化間的相互交往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借鑒與吐故納新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同文化都會豐富各自的形態內容與思想境界。西道堂的百年歷程雖然曲折艱難，但在開放兼容的文化理念下，在不斷對時代特性的提煉轉化中，造就出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這種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巧妙結合，使西道堂能夠在不同社會環境中生存發展，堅守信仰，走出來一條自信自強的道路。

（二）勇于探索的變革思想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世界伊斯蘭復興運動思想大潮的背景下，中國伊斯蘭教也掀起了新文化運動，以挽救民族危亡，振興宗教文化。西道堂創始人馬啟西先生繼承先賢遺志，立志在西北邊陲的少數民族地區復興宗教，推動民族發展。馬啟西先生發起并引領的宗教變革是與社會經濟實踐相結合的，其宗教復興活動不僅僅包括宣揚教義、開啟民智、推廣文化等，還將創辦實業、發展地方經濟和推動民族地區社會發展作為宗教實踐的重要部分。

西道堂創始人馬啟西先生是一位經漢兼通、品德高尚的宗教導師，也是一位以振興宗教為己任的改革者，熱心救助教胞的社會活動家。他具備儒家君子所推崇的“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周易·乾》）的優良德行，勇于探索，發揚儒家“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革新思想，追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未來發展之路。他借鑒人類社會歷史經驗，結合儒家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將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在麥地那時期構建穆斯林公社（Ummah）的模式引入中國西北落后貧窮的少數民族地區，將西道堂的回、漢、藏等各族群眾組織成一個互幫互助，共同勞動、共同生活的社會經濟共同體。馬啟西先生充分認識到宗教的發展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他講經授徒，既宣揚伊斯蘭教，也介紹國情與時勢。他教導群眾正視現實，注重實踐，團結互助，以求得“兩世吉慶”。歷史上西道堂大家庭的經濟實踐采用統一組織、統一管理、資源共享、按需分配的方式。在100年前處于大動蕩時期的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這是一個極富創新的舉措。在西道堂大家庭中，教眾進行共同的宗教活動和經濟生活，人人有事做，個個有飯吃。教眾既享有充實的精神生活，也能過上較為豐裕的物質生活。顧頡剛先生對此作出了高度評價：“說法遍士農工賈，無一夫不盡心誠，物與民胞奠基礎。立教在修齊治平，求萬事皆當其用，鄉和國睦著功能?！?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4]

西道堂的社會經濟實踐充分體現出了伊斯蘭教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的靈活性和調適性。時至今日，西道堂在百年發展中所面對過的宗教、道德、文化、教育、經濟、民族關系等一系列問題，依然是民族地區現代化建設中所必須解決的問題。西道堂的勇于探索的變革思想為今天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進步和發展提供了一種有益的思考或參考價值。西道堂現任教長敏生光先生認為：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一千四百余年，經歷了漫長的變革和調適過程。事實證明，它現在也能通過積極調適來適應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文化經濟建設的需求。封閉保守的宗教不會有大的發展空間，是無法與社會相適應的。無論是西道堂還是其他伊斯蘭教派別，在建設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適應當代社會的發展和變化，闡揚宗教的時代精神，積極與社會主義社會相協調，使全國各族人民和不同宗教的信仰者，達成共識，同心同德，為實現中國現代化這一重大目標作出共同努力。

（三）共生互利的和諧精神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觀，奠定了中國文化多元并育、和諧共生的基調。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說，說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歷史上，多元文化的存在是最普遍的社會現象，平等寬容的文化態度是促進民族團結、維護社會和諧的基本準則。100年前，西道堂創建于多民族聚居的古洮州。在西北貧瘠的多民族地區，能否與當地的漢、藏等各族人民保持和睦相處，是關系到西道堂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因素。馬啟西先生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他積極發揚伊斯蘭中正、和平的宗教理念和儒家所推崇的“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钡陌菥?，確立了“忠厚留有余地步，和平養無限天機”的傳教處世原則。馬啟西先生的宗教社會思想中不僅包含有伊斯蘭的堅定信仰和理性精神，而且具備中國儒家文化的仁愛之心和務實作風。他一貫認為：忠厚和平和共生互利應該是解決族際間交往問題最基本的精神與原則。

西道堂創建于多民族交匯地帶，各民族交往頻繁。西道堂歷代教長都認為：忠厚、和平、誠信、互利乃宗教信仰者的人生之道與經濟行為原則，亦是其達到超越的重要之途。西道堂的商隊在貿易中恪守信用，公平買賣，互利共生，尊重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如西道堂在歷史上始終同安多地區藏族宗教上層保持良好的交往關系和民族友誼，西道堂的經濟貿易活動也一直得到藏族上層和牧民群眾的支持和幫助。藏族人民一直稱呼西道堂商人為“求索瑪讓撒”，也就是“新教朋友”的意思，西道堂商人則稱呼他們的藏族朋友為“主人家”。這種友好的經濟交往至今仍在延續。良好而和諧的族際關系為西道堂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也顯示出了伊斯蘭教與中國文化相結合而獲得的社會聲譽。

關于宗教與經濟的論述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長久關注而且是聞名于世的重要議題。在他的宗教社會學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提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一個群體社會行動的背后必然存在著某種堅實的精神力量，而這種精神力量則與該群體特定的社會文化與歷史發展背景密切相關。正如韋伯所論述的“入世禁欲”思想對基督新教徒“天職觀”的產生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一樣，伊斯蘭教追求“兩世吉慶”的思想也與西道堂人“主道觀”生活倫理的形成密不可分。西道堂創建者馬啟西曾對伊斯蘭教“兩世觀”作過一段精辟的論述：“爾眾天民也，要知浮生之無常，而后世乃無圬，即當力撇今世，緊保后世。須知今世勤勞，乃后世之田園，后世乃今世之收獲，所獲即其所種，未有種善而得禍者，亦未有行惡而得福者，須知此一身，乃是兩世的寶庫，兩世之美好，盡藏一身?！被谝了固m教兩世觀，馬啟西為西道堂教眾的宗教經濟實踐作出了進一步的闡述：“名實兼收，不獨潤身還潤屋；經營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庇纱丝梢?，個人與群體、今世和后世的互動關系被賦予宗教信仰的神圣色彩，在互利共生、成己成人的商業實踐與穆斯林“兩世耕耘”的世界觀之間建立起密切的聯系。

三、結論

回族從形成的歷史過程看，它經歷了一種從非華夏向華夏身份轉變的漫長歷史?；刈褰洕幕瘜嵺`的過程不僅是適應特定自然生態的過程，而且是在身份上去“他者化”的過程，即通過與中國主流社會進行廣泛互動以取得華夏身份的合法性。對宗教文化思想和社會經濟實踐之間的互動關系，我們既要清楚認識經濟實踐在特定歷史背景和人文環境中的復雜性，也要將不同文化間的互動與交融作為理解影響特定人群或特殊團體社會行為的基礎因素。處于多元社群結構中的西道堂宗教團體，其經濟文化實踐的根本動力也在于爭取在中國主流文化中的合法性位置。西道堂穆斯林群體通過其經濟行為，推動了不同區域經濟的社會一體化進程，建構起跨越地緣、族緣和教緣等多重邊界的商業網絡，實現了多元文化頻繁的互動。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西道堂的實踐意義是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國家發展命題相一致的，其所體現的不僅是各民族在空間構成上的文化多樣性面貌，而且是多元群體的互動和依存關系。

注釋：

[1]王樹民：《西道堂——新社會的模型》[J].《西北世紀》，1949，4（8）。

[2]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0。

[3]高占福：《馬明仁與西道堂的經濟發展》[J].《西北民族研究》，1993，（1）。

[4]1938年顧頡剛先生訪問西道堂時所贈對聯。

（作者：張建芳系蘭州大學國際文化交流學院副教授、博士；丁鈺梅系南京理工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

                                                          （編輯：霍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