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筱筠著作《跨界與融合——佛教與民族文化的云南敘事》（以下簡稱《跨界與融合》），從大文化的概念出發，對云南民族文學及其宗教因素做出內生性關系特點研究，在宏觀寫作上不受具體的歷史時間順序限制，以不同民族文學間的個案解讀構成專題性的綜合研究，從而對佛教與民族文化以不同方式參與建構云南民族文化體系做出有效探究。具體而言，主要通過以下三個層面展開論述：

一、對少數民族文學主體地位的建構

云南有25個世居少數民族，是中國民族最多的省份，所表現出的民族多樣性特征也最為突出，這一點也反映在云南文學上?！犊缃缗c融合》一書中，鄭筱筠以龍圖騰的文本呈現作為切入點，來彰顯云南文學的特殊性。針對相同的母題與描摹物，云南文學無疑更富于民族文化色彩的意象和象征。龍普遍存在于中華文明中，作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圖騰，其文化內涵始終貫穿于云南各民族發展過程。而且，“龍”這一形象隸屬于漢語符號體系，也歸屬于漢語文化體系，同時也被云南各族廣泛接受?！犊缃缗c融合》一書中細述云南文學的特殊性，不僅受族群文化因素、族別文化成分以及村寨文化影響，中原文化、南詔文化以及佛教文化也對云南文學起了重要作用。

在以“龍”敘事橫向串聯起云南各民族文學的同時，書中也進行了縱向剖析，比較其影響異同。如傣族男子歷史上沿襲的紋身，多在腰部或四肢，紋龍、獅、虎、象等兇猛動物，源于遠古時期先民對蛟龍的懼怕躲避而衍生出的崇龍習俗。在諸多創世傳說中，龍是許多民族的創世祖先，與各族群有著極為深厚的淵源，如《召怯龍慕鈧》傳說所言，人身龍尾的圣物召怯龍用尾巴將先民悉數卷入布朗洞里，只剩下兄妹二人，他們彼此通婚，才孕育出傣族；白族神話《勞谷與勞泰》里塑造出先于“世界上第一個男人勞谷與世界上第一個女人勞泰”而存于世間的大金龍，其地位遠遠高于人類創始祖勞谷、勞泰夫婦；東巴經典《美生都丁哲作》中，通篇圍繞著人（美生都?。┡c龍（古魯古究）之間的復雜關系所展開敘事，并以此構建故事情節。龍王古魯古究是自然神的象征，因此，人對龍的觸犯是對大自然的觸犯，展現出納西族原始宗教崇拜中的禁忌。

《跨界與融合》一書正視少數民族文學的主體地位。相同母題下，不同民族文學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視野表現出差異性特征，作者重視對這一領域的研究，用較多篇章勾勒描摹云南少數民族的文學版圖，記錄以神話、傳說、唱詩等形式出現的民族文學，因此，少數民族文學的成就和地位也得以直接呈現。

二、文學人類學研究的新范式

云南具有多民族的文化特色，也具有豐富的地域特色。傳統的文學史寫作中，多借助文學文本的形式層面，而忽略重要的田野調查，或者說，與大多數文學評論者而言，實地調研一事遙遠而陌生。而鄭筱筠在《跨界與融合》一書的寫作過程中，花費大量時間進行田野調研，記錄當地的文學、習俗與信仰，并以錄音、錄像、圖片等形式保存，積累了數百萬字的研究成果。這種以文學人類學視域為中心的新范式適用于文學研究，以云南文學中的觀音形象為例，眾所周知，《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以優美的語言對觀音的精神、美德等做了文學性表述，后世文學多以此為主題對觀音的顯圣事跡加以敷演?？v觀以觀音為主人公衍生的各類民間傳說，男身造型與女身造型的觀音形象共存于云南民間文學中。這兩種造型屬不同歷史時期的產物，同時交叉并存于同一時空，體現出兼容性的民族文學特征。通過田野調研，其形象特征及演變已不在只是文本分析，而是通過祭祀、碑刻、文物、圖像等在野外調查到的成果，厘清觀音信仰在云南的傳播、演變、發展軌跡與規律，具有學術前瞻性。

《跨界與融合》一書中的田野調研所帶來的不只是對傳統文獻資料的補充，其本身更具有極大的豐富性，帶給我們方法論的反思。民族文學史的研究中，在“大傳統”與“小傳統”、“精英”與“民間”之間，作者更傾向于重視大傳統及民間的材料，而非傳統所強調、重視的正史文本，采用材料的范圍也進一步擴大，地方志、民族志、山志、寺觀志、小說、民間傳說、故事、筆記、藝術作品等，皆可以采用。也正因此，研究更加深化而細化，在全球化浪潮的來臨下，以文化人類學的視域審視云南民族文學，更促成民族文化自覺，本土化的地域特色也得以彰顯。

三、 經典文本鉤沉

對民族文學中最著名的經典做個案解讀，從具體文本出發以推陳文學內涵、傳播范式與理路，歷來被看成是最能彰顯作者文獻功底、邏輯能力的傳統方式。在《跨界與融合》一書中，作者攝取少數民族地區最著名的傳說文本，對之進行豐富而翔實的考證和討論。通過鉤沉傣族地區婦孺皆知的《召樹屯》故事，以探究云南文學與本民族文化傳統、中原文化因子之選擇與匯融過程。

《召樹屯》故事題材源于印度說為作者所認同，同時，作者通過對相關文獻進行疏理，在諸多印度梵文本佛經或佛經故事中找到大量與《召樹屯》題材相近的文本。毫無疑問，《召樹屯》故事的生成結構是一個復雜的動態結構，它自出現在云南的傣族地區開始，一直圍繞著原生態的召樹屯故事進行復合改編，以至于逐漸形成故事主要情節脈絡相同，但在具體細節上有差異的許多亞故事型并存于同一地區的文學現象。

誠然，在云南地區，此類民族文學保存的媒介各異，通常巴利語佛典是此類故事存活的原始載體，再通過民間口耳相授、口頭流傳的文學形式進行傳播，因此，傣族民間歌手（或為故事講述者）“贊哈”們保存著歌唱用的手抄本，故事文本或以詩歌形式或以傳說形式呈現，最終于20世紀50年代之后被整理成書。

這一類民族文學從東南亞佛教地區傳入，隨著宣導，其中文學性、趣味性較強的佛典故事逐漸為人們熟知，繼而成為接受度較高的口傳文學故事。此類故事有大眾性、通俗性、傳承性及變異性特征，在流傳的過程中，敘述者為適應受眾的需要，往往要作適當的調整與刪減，以期符合口頭傳授文學，因此通常以韻文形式出現。

研究云南民族文學的著作并不算少，然而對絕大多數讀者而言，民族文學依舊面目模糊，不為人所知。各種原因共存，造成了這種局面：文學的發生地及創作主體處于中國版圖的邊緣，與傳統的中原文學相比，具有較大的差異性，所以部分故事并不符合中原受眾的閱讀心理。地理與文化的雙重邊緣性使云南民族文學少為人知，鄭筱筠面對云南多樣的民族及地域特色，借助文學文本的形式層面，挖掘出文本最深處的文化內涵。同時，又通過宗教學理論的參與，加深了對文學文本的理解，并從中尋覓出具體的隱喻及價值所在。

在今天看來，多元因素相互作用的歷史語境下，云南民間文學具有鮮明的特色，鄭筱筠不僅以歷時性眼光，且以共時性態度將云南文學作為一個結構性整體進行研究分析，著力理清云南文學的內斂與外顯?！犊缃缗c融合》一書的學術價值不僅在于對云南文學研究作出重要補充，且有助力云南民族融合、宗教和順的現實意義，是當代云南民族文學研究由邊緣到中心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司聃，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講師,古代文學博士,宗教學博士后。）

（來源：《中國宗教》2019年第5期）

（編輯：許津然）